第一章 十七年乡土叙事“朴厚特质”的概念界定与生成语境
1.1 “田埂边语词”的内涵与核心特征
所谓“田埂边语词”,是十七年乡土叙事里直接产生于农田劳作、乡村日常以及民间生活现场的语词系统,也就是农事称谓、器物名词、节令俗语、劳作口诀等。从词汇来源上来说,它具有原生性,是农民口传的经验,而不是文人书面传统的结果;从语义色彩上来说,它具有具象性,所指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不进行抽象的演绎;从使用场景上来说,它既有地域性又有生活化的特点,会随着乡土空间和日常情境而改变。需要辨析的是,“田埂边语词”并不是方言写作,方言写作看重的是语音、语法的地域标记,田埂边语词的语义本源是劳动、生活经验,它又不是泛化的民间语汇,它的范围仅限于田垄场院等劳作的地方。厘清这一概念,就能给后面的语词谱系梳理和朴厚审美分析打下基础。
表1 田埂边语词核心特征归纳
1.2 十七年乡土叙事的时代语境与创作导向
十七年乡土叙事的产生,深深地扎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等社会变革,给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领域,也给作家的语言选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即描写新的乡村生活和新的农民形象的时候,必须使用更加贴近乡土的语言。同时代创作导向要求文学面向农民读者,出版传播机制以及以农村为主体的接受环境,都促使作家自觉追求语言通俗晓畅和亲切质朴。可以说,“朴厚特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形成的:时代要求和乡土语言资源相互作用、相互塑造,既给叙事增添了泥土的气息,又为后面的语词整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历史坐标。
第二章 田埂边语词的语词谱系与叙事表达
2.1 劳动语汇的直接搬用与叙事渗透
2.1.1 生产术语的原生态保留
十七年乡土叙事中的劳动语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术语的原生态保留。作家们把农事节令、农具名称、耕作流程的术语未经修饰地直接搬进文本里,如《创业史》中扬场、耙地、间苗这些工序的记录,《山乡巨变》里对浸种、踩田这些南方农活的如实呈现,李准笔下的麦口、锄二遍等时令性表达。这些术语保持着田间地头最原始的面貌,没有被文人化,给人一种纪实感和现场感,读者就好像置身于劳动现场一样,语言也因此带有泥土的质感。各个作家处理方式不同,赵树理几乎完全照抄,周立波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人物对话,但是两者都以术语原样为底色。原生态保留构成了乡土叙事朴厚语言风格最基本、最本真的层面。
2.1.2 劳动动作的语词具象化
劳动动作的语词具象化,在十七年乡土叙事里是最有泥土味的表达方式之一。作家把扶犁、锄地、担水、打场等身体动作转化成具体的动词,比如“吆喝牛套进犁沟”“锄板贴着地皮推”,使劳作经验成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形象。作家常用连续性的动作描写来串联起劳动的全过程,动词短促而密集,层层递进,给人一种很强的节奏感和画面感。这些具象化的语词既可以塑造人物勤劳的性格,又可以成为质朴性格外化的标记,还能在动作链条里促使情节发生变化,打场、抢收之类的活动经常成为叙事转折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叙事语言充满了乡土味,动作的真切就是情感的真切,它那笨拙而结实的表达同作品朴厚的审美特质是相通的。
2.2 民俗语汇与方言的适度引入
2.2.1 地方日常口语的转写
在十七年乡土叙事里,地方日常口语的转写就是民俗语汇引入的主要途径。作家根据某一个地区的方言语音、词汇以及句式特点来进行文字转写,赵树理笔下用了“圪蹴”“麻烦”这两个山西方言词汇,周立波对东北口语的“唠嗑”“老鼻子”也有所收录,这些都使得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带有可以辨认的地域声音。转写时要注意分寸感:既要保持方言土语中生动的表达,又不能破坏地域色彩,还要对语言进行筛选提炼,保证读者能通过上下文领会到意思。因此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方言展览,而是人物真实感、浓厚的地域氛围以及叙述的亲和力,从而形成朴而不陋、厚而不滞的语言效果。
2.2.2 乡俗称谓的叙事功能
乡俗称谓是十七年乡土叙事中方言民俗语汇的主要构成部分,主要有大爷、婶子、老哥、他叔这些亲属称谓、庄邻称谓和行辈称谓。叙事功能表现在人物关系的标志上,读者可以通过称谓很快地知道人物在乡村宗族和邻里网络中的位置,其次称谓的选择和转换表现出乡村伦理秩序,长幼尊卑、亲疏远近都包含在内,再次叙述者对称谓的取舍表现出他的情感态度和观察视角,比如“他叔”的口吻就有亲近和认同之意。称谓系统包含人情厚度和乡土共同体意识,使人物关系从单纯的指称功能中解脱出来,成为朴厚特质在人际表达上的具体化。
2.3 政治宣传语与乡土语词的融合形态
2.3.1 政策语汇的乡土化转译
政策语汇的乡土化转译,就是十七年乡土叙事里政治宣传语和乡土语词融合的重要方式,也就是作家把时代性的工作术语和号召性的语汇,经过农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中介,变成乡土语言可以接受的表达。转译路径有三,即借人物之口传递政策概念,使宣传语具有口语化的特点;以农事比喻消化抽象的术语,把合作化比作犁地下种、集体利益比作自家粮囤,用生活化的说法来取代公文腔调,稀释政策文本的书面色彩。它既顺应了时代的语境要求,又保持了乡土叙事质朴的语言质感,使宣传性和文学性之间暂时达到一种平衡。从成效来说,《创业史》《三里湾》里梁生宝、王满喜等人物的话语已经使政策话语内化为乡土声口了;但是有些作品转译生硬,术语和土语并置夹缠,人物成了政策传声筒,暴露出话语融合还不成熟的缺陷。
2.3.2 政治术语与日常表达的杂糅
政治术语同日常语言的混杂在一起,这是十七年乡土叙事里最为明显的一种语言现象。文本层面上,叙述话语一般用时代通行的工作术语来表示,而人物对话里仍然保留着地道的乡土口语,两种不同的语汇系统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中交错、并置、互相渗透、明显龃龉。《创业史》里梁生宝的对话常带有政策性的词语,和他农民的身份、日常的言语形成了夹生感;《三里湾》里叙述语言同村言土语交替出现,造成了风格上的张力——生动自然或者生硬滞涩。从这种混杂中可以看出,时代语汇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乡土语言生态之中,它的深浅、融合与否,都为第三章审视朴厚特质的历史复杂性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 朴厚特质的审美生成与文学史价值
3.1 朴厚特质的审美内涵与多维呈现
3.1.1 语言层面的质朴无华
朴厚特质在语言形式上首先表现为质朴无华的整体风格。十七年乡土叙事的作家在用词上力求避免生僻典雅之语,多用日常习见之词;句式以简短为主,节奏平实;叙述中少雕饰、少铺陈,不用繁复的排比与堆叠的形容,而多用白描手法直陈物象与人事,几笔勾勒即见神态。从前面语词谱系的分析可知,锄头、犁铧、打谷场等劳动语汇,“俺”“娃”等方言口语,以及“老根”“他大”一类称谓语,共同构成了一个不事藻饰却准确传神的表达系统,使得文字与乡土生活质感很好地契合在一起。同同期追求抒情华彩或者欧化句式的语言风格相比,质朴不是贫乏,而是以简驭繁的审美选择,它本身就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3.1.2 精神内核的厚重蕴藉
朴厚的“厚”首先体现出精神内核的厚重、充实。田埂边朴素的语汇蕴含着乡土社会伦理秩序、对土地的眷恋以及劳动的尊严。人物塑造上,赵树理所写的二诸葛、三仙姑的对话,柳青笔下梁生宝买稻种的心理独白,都是用最简略的言语来表现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用少胜多的表达,使平实叙述中蕴含着情感的厚度。因此,语词的简淡就是精神丰盈的容器,“朴”和“厚”在表里相生中完成审美建构。
3.2 朴厚特质的文学史意义与局限性
3.2.1 对现代乡土文学语言传统的传承
十七年乡土叙事的语言朴厚特质来源于现代乡土文学传统,五四写实语言奠定了白话语体的基础,二三十年代方言实验积累了民间语词,解放区文艺促进了口语入文。十七年作家承传并调适,保留方言的质朴鲜活,又剔除生涩成分,延续口语化又使叙述趋于平实匀称,选择性借用民间语汇。使朴厚特质成为语言演进的中介环节,总结此前的探索,又为后来的积累提供经验,具有语言史和文学史的价值。
3.2.2 创作范式的局限与历史复杂性
朴厚特质的创作范式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十七年乡土叙事语词选择逐渐趋同,人物语言类型化使农民声音单一化,有些政策语汇的渗入造成表达失真,朴厚因此趋向单质化、模式化。但是评价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当时的语词选择受整体文化生态的制约,作家在限制中维持着乡土语言的鲜活。因此不能用现在的标准简单地否定,而应该形成历史化、整体性的评价,既看到范式的封闭性,也珍视它在特定语境中的审美生成价值。
第四章 结论
本文对“田埂边语词”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即十七年乡土叙事中植根于田间劳作、日常的语言形态,对劳动语汇、民俗方言、政策语汇三个系统进行了梳理:三者相互交织参与意义建构,劳动语汇奠定朴实底色,民俗方言赋予乡土气息,政策语汇反映时代语境,三者一起造就了朴厚的特性[8]。该特质既包含语言上的质朴自然、含蓄蕴藉,又包含精神上对农民坚韧品格、土地情感的真诚书写[16]。文学史上,该种风格承接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并影响了后世[12],但是也受到了时代话语的限制,存在语汇单一化的问题[20]。本研究由于语料范围的限制,今后可以扩大语料范围,进行跨时期比较,探究其对当代乡土写作的影响,从而加深对乡土叙事语言演变的认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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